红色历史的文学想象———读白勺长篇小说《父与子的1934》

2015年08月02日 15:28:26

 

瑞金报2013321

□范建明

  

有位诗人曾经说过: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。”当我读到白勺长篇小说《父与子的1934》时,禁不住感到惊讶。对他的诗歌和小说的阅读已有许多年,因而也就熟悉,但长篇、红色,这两个关键词,对于作家的文学实践无疑是一个拐点,是一个新的标志。

  当然,我认定白勺在“熟悉的地方塑造风景”,不单说读到了他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,而是他通过小说这种体裁,对本土过于熟悉的红色历史完成了一次合理的文学想象。为读者的视野创造陌生感,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和任务所在。与外界作家深入采风的写作不同,天然的距离为他们的写作增添想象的空间。小说不能复述历史,作为本土作家白勺对此非常清醒,因而他的劳动几乎是反向的。红都瑞金五年零八个月的苏区历史,就算他有意远离,但宣传部门的工作身份让他不得不深深浸染。要在熟悉的红色历史中,完成自己的文学想象,按照我的理解,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。

  尝试的意义不只是练习。由著名红色作家张品成担纲主编的丛书,作家白勺的入列加盟显然是文学的一种发现和验证。《父与子的1934》以第五次反围剿为背景,描写了一群苏区少年主动加入赤卫队,踊跃参加红军,运伤员、送弹药、上前线,为革命倾注热情,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故事的主线,是针对一对父子展开的,当红军的儿子石仔和成白军的父亲达奎,在经历寻找和思念之后,终于在一场战争中相遇,父亲打死了石仔最好的伙伴顺子,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石仔从背后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父亲……这是多么令人揪心伤感而又唏嘘不已的画面。战争是残酷的,但人性的光华却熠熠生辉。虽然达奎不知道谁向他开的枪,当他回转身,父子相认后,达奎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了,决然为儿子挡住同伙的一排子弹。

  作家塑造苏区少年的成长群像,而主人公石仔在特殊背景下,不断经历死亡的教育,廖掌柜、东海、顺子、父亲、小慧等一个个亲人或伙伴的先后离去,让他的少年心灵尝到情谊之甜、战争之难、责任之重。某种程度上说,石仔的革命道路或者革命理想,靠的不是谁的牵引和教育,而是被那段历史,或者说当时的现实裹夹之下产生的一种自觉行为。这同样具有教育意义:石仔的革命历程,依然是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党的革命宗旨和目标,是完全符合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内心愿望的。从主人公石仔的成功塑造上,使我们不仅窥视到红色历史的壮阔,还有微澜。

  作家不回避人性中的矛盾,书中的人物同样是现实中的人,他们并不是生来就是英雄或懦夫,何况在那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。面对革命,他们有热情,也有迟疑;有无私的表现,也有自私的一面,正是由于这种对人性的张扬,才使得故事可信耐读。小说的另一条重要线索,就是石仔和小慧之间的懵懂感情。小慧是地主张宝年的女儿,作家没有把她复制成以往“冲破禁锢,投身革命”的千小姐,她对革命的认知和激情,完全是对石仔的一种依赖,可以说是在石仔的“感情”牵引下,一步步地进入的。对地主张宝年这个人物描写,作家也没有落入窠臼,张宝年虽然拥有财富,但不是邪恶之人,甚至有着“善”的一面,他那些诡异的言行,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和对自身的保全。总之,作品里的人和事,都是那段历史某个侧面生动的、艺术的还原。

  如果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阅读,我们不难发现小说文本的意义。从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,到何立伟的《白色鸟》,少年儿童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经典,完全可能纠正我们对“儿童文学”的偏见。我们当然可以随意想象,苏区少年“石仔”,在文学画廓就是《闪闪的红星》中“潘冬子”的兄弟。

  但我更愿意把《父与子的1934》与张品成和王松的红色题材相提并论。张品成以中华苏维埃第一反贪案主角谢步升为原型的小说《风生水起》,看得出他喜欢与历史亲密,似乎是对历史的编剧。而王松的十二个中篇组成长篇《红》,从艺术虚构上以高于生活的角度,形成赣南革命历史的“互文”。《父与子的1934》则完全是一次天马行空的历史再现,无所依傍或故不依傍。接到写作任务的作家,仅凭一点列宁小学、苏区教育、经济封锁等历史知识的了解,就演绎了一段苏区少年的成长史,完全是文学想象泛起的历史浪花。

  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,“每一件艺术作品,都是一种既是美学又是意识形态的意图产生出来的”,而意识形态是对“个体与其现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”的再现。我们用这个“结构主义”的文艺理论来观察《父与子的1934》,不难理解文学想象就是艺术创造的引擎和本身,更可以驱除“意识形态”笼罩下对红色文学写作的误解。或者说,如果读者不以去政治化的眼光先入为主,不妨把《父与子的1934》中“石仔”的成长,看作是人类成长史的一个类型———被战争唤醒的意志,被战火锻炼的信仰。

值得指出的是,从《野事》到《隐秘的旅行》,再到《空洞时光》,从先锋文学的凌空蹈虚到新写实主义的红尘故事,白勺的文学阅读与文学写作,都趋向于磅礴厚重的文学理想。有人认为,《父与子的1934》是他偏离文学理想的一次写作尝试。从长篇的艺术锻炼来说,不妨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家乡风情的诗意勾画,人物性格的合理塑造,大小标题的精密准确,小说中的这些艺术享受,更可以让人对他的下一步创作充满期待。

新闻网新闻热线:0797-2557296